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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他們偶然地、或被裹挾著踏上了學術打假的道路。彼時的高歌猛進充滿了激情，有些還遭遇了恐嚇。時過境遷，他們還在繼續么 ?

編譯 | 周立新

Jennifer Byrne 從未想過自己人生的高光時刻是被選入 Nature（《自然》）雜志 "2017 年度十大人物 " [ 1 ] ，而上榜的原因竟是 " 論文打假 "：她的戰績是讓 Nature 撤回了 5 篇含有基因序列錯誤的文章。在雜志刊登的照片上，你能從她的臉上看出一種執著的態度：" 零容忍 "。

Jennifer Byrne

在成為 " 職業打假斗士 " 之前，Jennifer Byrne 是澳大利亞 Westmead 兒童醫院的一名科研人員，從事癌癥基因組學研究。與大多數同事一樣，她白天搞科研，晚上陪家人，順便找找基因組學論文中存在的錯誤。有 " 重大發現 " 的那天晚上，和以往并無任何不同：那是 2015 年一個普通的星期六，她照例把孩子安頓在客廳里，家人們在看電視，她則坐在房間角落里的電腦前。她靈機一動，想看看自己之前的研究領域現在發展得怎么樣，順手輸入了幾個領域內的關鍵詞。很多科研工作者都會這么干，但 Byrne 的領域相對冷門，學術成果也相對少得多。很快，屏幕里跳出來搜索結果，有 5 篇論文與她之前工作的相似度極高。

想象一下 Byrne 此刻的心情，驚喜？錯愕？疑惑？她認真查看了這幾篇論文，它們聲稱觀察到癌細胞中某個基因失活的效應，但她卻看到實驗中使用的 DNA 序列甚至是錯的。雖說論文也有可能出錯，但憑借一名科研人員的直覺，她還是嗅到了不一樣的味道——這些文章可能是抄襲。

Byrne 呆坐在那里。震驚之余，她心里滿滿的想不通。大量低劣的圖表、拼湊的數據，大段的重復性文字拼湊起來的文章，簡直就是 " 無中生有 "，怎么可能就正式發表了？同行評議呢？專家們都干了些什么？一時間，她無法抑制地哭了起來。

后來，她看到 Science（《科學》）雜志 2013 年就已有一篇揭露 " 論文工廠 " 的文章 [ 2 ] ，說某些論文其實是交易的商品，一時間五雷轟頂，仿佛所有信念瞬間崩塌。

沒過多久，Byrne 正式進入科學論文調查領域。

她首先選定了一位合作伙伴 Cyril Labbé，是法國格勒諾布爾 - 阿爾卑斯大學（ University Grenoble Alpes in France）的語言學家。他們開發了一個論文查重程序 Seek & Blastn，可以提取論文中提到的核苷酸序列，然后與核苷酸公共數據庫進行交叉核對，檢查它們是否和文中要標靶的人類基因相匹配，也就是檢查作者使用的基因序列是否正確；對于每一個不匹配項再進行人工復核。

http://scigendetection.imag.fr/TPD52/Vb/

他們評估了 Gene（《基因》）雜志在 2007-2018 年間發表的 7400 篇原創論文，以及 Oncology Reports（《腫瘤學報告》）在 2014-2018 年間發表的 3800 篇開放獲取論文，發現存在核苷酸序列錯誤的文章分別占 2% 和 12%。隨后，他們又對癌癥遺傳學三個不同領域的 600 余篇論文開展了分析，發現有 25% 的論文都存在核苷酸序列錯誤的問題。 [ 3 ]

在 Byrne 心中，這些越來越多的問題不斷喚起那個周六晚的感受，最終讓她下定決心舉報這些情況。

她首先向雜志社舉報，希望能夠開展調查。

與此同時，Byrne 和 Labbé 一起繼續分析了大量的可疑論文，并以共同通訊作者身份于 2016 年底在 Information Systems Frontiers ( 《信息系統前沿》 ) 發表了論文 "Striking similarities between publications from China describing single gene knockdown experiments in human cancer cell lines"，不僅細致比較了此前她發現的 5 篇問題論文中存在的錯誤及處理結果，還同時曝光了另外48 篇高度相似的論文。 [ 4 ]

這無疑是給學術界扔了一顆雷。

再后來，Byrne 從美國研究誠信辦公室（US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獲得經費，專門聘請了一名全職人員追蹤可疑論文。澳大利亞政府也曾經給予她資助。

如今，Byrne 已經不再從事實驗室研究工作，在她心中里，" 打假 " 的重要性遠遠大于具體的科研項目，前者可能對科學事業的貢獻更大。相對于實驗人員幾年工作完成一篇論文，" 論文作坊 " 的發表周期是幾周，甚至可能是幾天。這簡直太不可思議，讓人沒法接受。必須有人站出來維護這個秩序。盡管打擊 " 論文作坊 " 還需要證據，但有一件事情是明確的：科學離不開信任。

Leon Reteig 萬萬沒有想到，自己需要在博士期間更改研究方向，竟然是因為一篇錯誤的論文。當然，受影響的不僅僅是畢業時間，還有很多難以言盡的、甚至是未可知的方面。

2018 年，Leon Reteig 正在荷蘭阿姆斯特丹大學（University of Amsterdam）攻讀博士學位，研究不同刺激對大腦的作用。可是在一次重復同門師兄 Heleen Slagter 的實驗時，始終得不到一致的結果。經過仔細分析，Reteig 發現師兄的論文有錯，錯誤很可能來源于數據后期處理：Excel 軟件在處理數據時，表格中夾帶的一個錯誤代碼對原始數據進行了統計學意義上的校正。這個錯誤雖然很小，但足以令實驗結論謬以千里。師兄的實驗結果已經在 2015 年正式發表，現在能做的大概只有聯系雜志社撤稿，畢竟否定已有的結論不太好看。為了畢業，Reteig 被迫更改了博士論文的研究課題。顯然這是一個明智的選擇，因為師兄的論文在 2021 年才完成撤稿，這時，Reteig 已經是另外一所大學的博士后了。

如何處理問題稿件，大概也是雜志社或者出版商最頭疼的問題。盡管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Committee on Publication Ethics，簡稱 COPE）建議期刊要對舉報人給予回應，但真的落實到具體行為，不同期刊的反應卻不盡相同。

在 The Scientist 雜志發起的一項調查中，Springer Nature, AAAS, PNAS, PLOS, Cell Press，以及 eLife 等期刊均表示將嚴格執行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的要求，愿意接受舉報并積極開展調查。的確，像 Cell、PNAS 和 Nature 這樣的期刊是有專門的工作人員處理舉報問題，但在海量的期刊群體面前，這么幾本期刊就顯得微不足道了。Reaction Watch（撤稿觀察網 www.retractiondatabase.org）的網站創始人 Ivan Oransky 總結說，找一些無關痛癢的借口搪塞一下，大概已經算是有回應了，還有更多不講誠信的雜志社，編輯們往往不作回應，也可能以后會做點什么，但 " 以后 " 會很遙遠，遠到不用指望。惟有 Reaction Watch 將這些故事都記錄在案。

沒有一個舉報者不看重舉報結果。Byrne 的團隊不斷和期刊編輯聯系，但結果卻并不理想。她們一共舉報了 300 余篇論文，涉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inical and Experimental Medicine（《國際臨床與實驗醫學雜志》），BioMed Research International （《國際生物醫學研究》），Biotechnology and Applied Biochemistry（《生物技術與應用生物化學》）等多家期刊，可最終得到的反饋卻并不多，不免讓人感覺這簡直是在浪費政府資源。于是 Byrne 團隊繞過雜志社，直接找到出版商。

英國牛津大學的 Hampton Gaddy 也采取了類似的做法。

Gaddy 注意到 Victor Grech 這個名字是因為一篇關于 1918 大流感的文章，他懷疑這篇文章涉嫌抄襲。經過搜索，他發現 Grech 不僅論文眾多而且涉及題材廣泛，僅僅是取材于電視節目 Star Trek（《星際迷航》）的相關論文就多達 30-40 篇，甚至還有一篇預測全球將有 5 億人死于 COVID-19 的文章。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所有文章均發表在 Early Human Development（《早期人類發展》）上，要知道，這可是一本兒童健康方面的雜志。

Gaddy 先是寫信給期刊，同時按照網友建議聯系了出版商。兩天后，他收到了一份來自出版商的回復，感謝他的舉報。

根據 Retraction Watch 的記錄，Grech 名下的 93 篇論文，要么被撤回，要么被標注為問題論文。但是，期刊編輯始終沒有回應。

如果舉報情況屬實，對有問題的論文進行處理即可；倘若被舉報人不承認造假，事情往往會變得十分棘手。曾有這樣一場耗時數年的學術糾紛，堪稱經典：

故事的主角是兩位心理學領域的研究者，一位是來自哈佛大學的 Elizabeth Phelps ，一位是來自比利時魯汶大學（KU Leuven）的 Tom Beckers。

2010 年，Phelps 在 Nature（《自然》）雜志發文，提出一種復雜行為干預法，用以消除一個人對恐懼的記憶。

2015 年，Beckers 打算重復 Phelps 的實驗。但是，工作剛剛開始就發現了問題：如果按照論文所述的方法篩選樣本，可能幾輪篩選過后就無樣本可取了。那實驗結論的可信度在哪里？

順理成章的，Becker 找到 Phelps 提出問題，Phelps 爽快地提供了詳細的實驗記錄，甚至包括原始數據。幾輪溝通下來，Phelps 也發現了問題出在哪里：樣本數沒有問題，只是論文中的篩選方法寫錯了，應該是任意排除法，而非論文中提到的確定排除法。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Phelps 和他的合作者于 2018 年在 Nature 發表了一篇補充文章，對 2010 年論文中的實驗情況進行了補充說明。

按理說，故事發展到這里應該結束了，但，并不。

Beckers 轉身給 Cortex（《皮質》）雜志投遞了一篇文章，標題即說明此文是針對 Phelps 2010 論文的一份 " 核實報告 "（a verification report）。

這篇 " 核實報告 " 不僅指出樣本篩選方法的錯誤，還給出了重復試驗的結果。巧的是，這篇論文在同行專家評審中遞到了 Phelps 手中，同時附送的還有編輯的一篇評述性文章，將 Phelps 事件上升到科學誠信的高度，稱大名鼎鼎的 Nature 發表這樣一篇論文簡直荒誕，然后附上若干佐證材料。

Phelps 自然十分惱火。在經歷了一番復雜的交涉之后，Phelps 承認 " 這不是一篇完美的論文，存在瑕疵 "。但是，在寫給 The Scientist 雜志的郵件中，他一直申辯說論文中的問題并不算是什么大問題（"there were no more issues with the 2 experiments reported in this paper than other studies."） [ 4 ] 。

2020 年 8 月，Beckers 的 " 核實報告 " 正式發表，掀起新一輪關注。兩個月后，Phelps 再次發表文章稱，經過對 2010 年實驗原始數據的重新分析，他們認為結論有效，算是對 Beckers 批評的回應。

Beckers 團隊當然不甘示弱，于 2021 年 7 月再度發表文章，提出反駁意見，堅持認為 Phelps 等人（2010）的實驗結果存在嚴重缺陷。

Beckers 和 Phelps 的纏斗不論多么激烈，雙方還是能秉持學術文明，把斗爭控制在學術領域內的。但也有些爭斗走向了法庭，雙方對簿公堂。

Paul Brookes 是美國羅切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的一名研究員，長期從事線粒體研究工作，私下里他運營了一個博客名為 science-fraud.org，從名字就可以大致看出博客的主題。他匿名在博客上曝光一些數據造假的論文，僅僅 6 個月就曝光了 275 篇明顯存在問題的論文。

2013 年 1 月 2 日，一封匿名郵件出現在一些科學家和大學管理人員的郵箱里，羅切斯特大學校長也收到了這封郵件。郵件中披露 Brookes 是 science-fraud.org 博客的主人，并稱將對他的曝光行為提起法律訴訟。

迫于壓力，Brookes 最終刪除了文章?，F在他偶爾會在自己實驗室主頁上曝光一些問題論文。事實上，Brookes 共收到了 6 次法律訴訟威脅，不過都沒有發生過實際的訴訟。

訴訟不僅針對個人，同樣也可以針對媒體，PubPeer 網站也曾經當過被告。

PubPeer.com 是一個可以進行 " 發表后同行評審 "（post-publication peer review）的科學論壇，科研人員注冊后可以對已出版的論文發表匿名評論。因此，PubPeer 往往會扮演 " 舉報平臺 " 的角色。

2016 年，來自美國韋恩州立大學 （ Wayne State University ）的病理學研究員 Fazlul Sarkar 起訴 PubPeer 網站，因為論壇上有人匿名指控他學術不端，Sarkar 想要獲取這些匿名者的實名信息，但他敗訴了。

2021 年，PubPeer 網站披露了法國艾克斯 - 馬賽大學（Aix-Marseille Université）微生物學家 Didier Raoult 的 60 多項研究可能存在問題，舉報人是著名的職業學術打假人、微生物學家 Elisabeth Bik。為此，Bik 以及一名共同經營 PubPeer 網站的神經學科學家被告上法庭，罪名是 " 勒索 " 和 " 騷擾 "。

相對來說，舉報人被告上法庭的案例數量并不多，但寒蟬效應是巨大的。

當一個科研人員經歷過重復實驗失敗，當他 / 她發現面對的只是一堆文字、圖表堆砌起來的不知道是什么東西的 " 玩意 "，可能會選擇舉報。但舉報大概只是一個熱烈的開始，因為學術舉報牽涉到研究人員、雜志社、出版商等眾多方面，大家的態度隨著事件的發展是在不斷變化的。

Byrne 和她的伙伴是舉報人里最勤奮，也是最高產的，他們的記錄是標記了 712 項錯誤使用的 DNA 序列。此刻，她的感覺是疲憊。

Reteig 的舉報雖然很快得到了回應，但他不僅沒有放下心來，反而越來越擔憂論文錯誤問題，畢竟還有更多論文都隱藏著類似拼寫錯誤、Excel 自動更正基因名稱而帶來的錯誤 …… 他希望研究人員在公布研究結果的同時，也能公布原始數據和使用的分析軟件等信息。

Gaddy 目前正在攻讀人口學碩士學位。作為 Reaction Watch 的忠實讀者，發現有論文造假的那一刻他顯然不能接受。但經歷過這一輪舉報后，他感到最令人難受的還是那些論文竟然能發表，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間關于 COVID19 的假論文讓人不能忍。另一方面，他又意識到，論文里的東西太多了，其中大多數內容可能都無關緊要，也產生不了很大的影響。

作為 Biomarker Insights（《生物標志物洞察》）雜志的編輯，Byrne 著眼于出版業。她認為出版業需要做出一些流程上的調整，譬如說對于已經發表的論文給予更長久的跟蹤。

對于眾多打算舉報的人來說，可能還是 Oransky 的建議看起來更中肯：舉報前請做好受冷落的準備，不要對雜志社報有太多的期待。

似乎是繁華過后的寂寥，又像是狂歡過后的冷靜，但這都是經歷過之后才有的真實反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