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來源：Pixabay

可能是由于化療帶來的副作用，一位患者在癌癥緩解后，患上了另一種致命但鮮為人知的疾病。

撰文 | Richard B. Woodward

翻譯 | 張逸飛

審校 | clefable

如果醫生的診斷沒錯，到了明年這個時候，我大概已經死了。而我將因為一種鮮為人知的、致命疾病——特發性肺纖維化而死。

肺醫學領域的臨床醫生邁克爾 · 斯蒂芬（Michael J. Stephen）2021 年出版的書籍（Breath Taking：What Our Lungs Teach Us about Our Origins, Ourselves, and Our Future）中，將特發性肺纖維化（idiopathic pulmonary fibrosis，IPF）描述為一種 " 在肺醫學中最令人絕望的疾病 "。在很短時間內（確診 IPF 后，存活時間的中位數是 3 年），患者囊狀的肺泡中就會充斥著粘液，且會不斷硬化。由于肺部無法再行使關鍵的功能——向血液供氧，患者的呼吸會變得越來越急促和困難。用斯蒂芬的話說就是，肺 " 變成了石頭 "。

然而，這種疾病鮮為人知的程度和其在人體內的發展速度一樣令人震驚。美國每年大約有 4 萬人死于這種疾病，比死于前列腺癌的人數要多 5000，僅比乳腺癌少一點。斯蒂芬估計美國每年有 20 萬人在 IPF 的陰影下掙扎求生。但是，IPF 并不像其它疾病，有電視廣告、公路賽、彩旗或者冰桶挑戰之類的活動來引起公眾的注意，進而募捐治療的費用。

2 年前，當我被告知患上 IPF 時，我完全沒有聽過這種疾病，而我所有的朋友也都沒有聽說過。當時最讓我擔心的其實是結腸癌。2019 年 11 月，我經歷了一次長達 5 個小時的手術，醫生將我的大腸中一塊碩大的腫瘤切掉了。除此之外，癌細胞還擴散到了我身體中的多個淋巴結。

結腸癌（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所幸癌癥并沒有擴散到我身體的其它部位，按照醫學標準，我被診斷為癌癥三期（癌癥處于中晚期）：病情嚴重但仍可以通過治療緩解。從 2020 年初開始，我接受了 12 個療程的化療，隨后的結腸鏡檢查和驗血顯示，我體內已經沒有了癌細胞的蹤跡。

這是一個好消息，但在好消息的背后，在 6 個月的化療中，我所使用的強效藥物除了幫我克服了癌癥，也帶來了一種罕見的、此前已有記錄的副作用。

在化療結束后，我拜訪了我的腫瘤醫生，當時我完全沒有意識到化療可能會帶來這種副作用。我原本以為，這次見面將是我們戰勝癌癥的一次慶祝。但當時，他指著一張我胸部的 CT 片告訴我，上面出現了瘢痕跡象，或者說我出現了 " 玻璃肺 "。（在放射學影像中，受損的肺組織會顯示為白點或者是不透明，表示那里的肺泡被堵住了）他建議我去找一名肺科專家看看。

IPF 患者的胸片，出現了網狀結節性混濁。圖片來源：維基百科

起初，我并沒有特別擔心。" 玻璃肺 " 聽起來并不可怕。我想著這種疾病可能就像支氣管炎（bronchitis），用上一劑抗生素就能治好，完全沒有想過這些瘢痕可能意味著我患上了某種致命疾病。畢竟，它又不是癌癥。

直到 19 世紀，醫生們才開始了解肺纖維化，但一直沒有什么辦法緩解相關的癥狀，而關于這種疾病成因研究更是少之又少。好像沒有人了解患病原因。醫生們確認我患上了 IPF，但無法確定是否是由化療造成的。

到現在為止，沒有任何辦法能夠顯著延長 IPF 患者的壽命。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在 2014 年批準了尼達尼布（Ofev）和吡非尼酮（Esbriet）這兩種藥物上市，因為臨床試驗顯示它們能減緩肺部惡化的速度。我每天需要服用兩次尼達尼布，每次兩個膠囊。而一瓶尼達尼布（含有 60 個膠囊）的售價就高達一萬美元，好在一項醫療補助金幫我緩解了部分經濟上的壓力。

我并不知道這些藥片有沒有發揮效果，而我的醫生似乎也不清楚。唯一能夠確定的就是，IPF 沒有治愈的可能性，且一旦發病就不可能停止。正如我第一個肺科醫生所言，這種疾病 " 無藥可救 "。

在這種疾病的各種癥狀向我襲來之前，沒有任何預警。2021 年 5 月，我還能每周 3 次進行兩局網球雙打，而 2 個月以后，僅僅揮一下球拍，我就會氣喘吁吁。醫生給我開了類固醇吸入器以及大劑量的潑尼松（prednisone），最開始幾周，它們還能夠減輕我呼吸困難的癥狀，隨后就沒用了。

圖片來源：Pixabay

如今，我在長島的家中已經布滿了又細又長的塑料管，它們將我和呼吸機連接起來。呼吸機每分鐘可以產生 10 升氧氣，而我需要連在兩臺呼吸機的其中一臺上，每分鐘吸入 6 升氧氣，一天 24 小時都如此。出門時，我會帶上一臺便攜式呼吸機，雖然它的功率沒有那么強大，但可以允許我進行一些自由活動。同時，我也會盡量避免去一些太遠的地方，因為一旦離開呼吸機太久，我的血氧水平就會嚴重下降。

作為一名藝術評論家，觀看展覽是我工作的一部分。不過，當我要去博物館時，只能坐在輪椅上讓別人推著我——我已經沒有力氣推自己了。我感染過一次新冠，癥狀很輕。如果再感染一次，且癥狀更嚴重的話，我可能就一命嗚呼了。

我已經 69 歲了，對我來說，要想活到 70 多歲，唯一的希望就是進行肺移植。但像我這樣的患者目前已被禁止進行肺移植手術。在美國大約有 65 家醫院可以進行肺移植，但患者必須滿足五年內沒有患過癌癥這一條件。如果有奇跡發生，我能再活 3 年，那我還需要最少 2 年的時間才能等到可以單側肺移植，而想要一個完整的肺則需要再等 3 年。等到那個時候，我已經 75 歲了，超出了有資格進行肺移植的最大年齡限制。我到時也會死去。

在意識到自己時日無多后，我改掉了自己拖延的習慣，就像像俄國文學里那些得了肺結核的人物一樣，在精神和行為上得到了解放。但事實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明顯的變化。我那本已經拖了很久的、關于攝影與暴力的書，還沒有任何進展；按計劃本應開始的紀錄片項目仍然遙遙無期。現在，除了關心每天的健康情況之外，思考任何其他的事情，對我來說都是一種折磨。

諷刺的是，本來應該救我一命的化療藥物，可能就是最終殺死我的東西。對此，我不知道是應該感到可笑還是憤怒。

或許，IPF 不受關注正是因為在治療方法上的探索，仍然舉步維艱。當科學家們對某種疾病有了新的認知時，記者們通常會蜂擁來進行報道，而在 IPF 這個領域，一直都沒有一些能帶來希望的前沿性消息。相比之下，前列腺癌和肺癌等疾病的治療進展及相關的報道上，就顯得樂觀得多。

對于醫生來說，當知道沒什么治療方法能讓患者活下去時，自然也就很難鼓舞他們振作起來。尼達尼布也只能減緩我的肺不斷 " 石化 " 的速度，但最終結局還是無法避免。

就像斯蒂芬所說的那樣，IPF 是 " 肺科疾病中最大的謎團，這個疾病如此神秘，似乎人類難以逾越 "。人們希望有更多的醫療機構能嘗試去破解 IPF 的秘密。這種疾病也迫切需要受人尊敬的公眾人物站出來，為它募集更多的研究資金。只有更多人意識到了這種病的存在，龐大的醫療產業才會研究強有力的技術，著手去解決這個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