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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安妮 · 瑪麗 · 斯威策（Anne Marie Switzer）患有先天性心臟病，并一直飽受心臟手術術后并發癥的困擾。50 歲那年，她終于得到了夢寐以求的禮物——一次心臟移植的機會。然而，就在心臟移植后不久，一些無法解釋的現象發生了。

撰文 | 邁凱拉 · 文 · 庫頓（Mykella Van Cooten）

編譯 | 黃雨佳

編輯 | 二七

比如，曾經的安妮并不喜歡酸黃瓜的味道，但現在的她卻酷愛在漢堡里多加酸黃瓜。但更重要的是，斯威策認為她的情感發生了變化。

"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理智上知道我愛我的家人，卻再也無法擁有那些鮮活的感受了。那些曾讓我感到溫暖和刺痛的念頭和記憶，如今變得有邏輯、理性又冷冰冰的。" 她說，" 對我來說，這當然是一種損失。我是一個充滿愛的人，和他人的關系對我而言很重要。我懷念他人總是對我說，‘你心地真好’。可為什么我現在感受不到那份愛了呢？"

我們或許會以為，器官移植后性情大變是只會出現在電影中的橋段，但這并不是什么聞所未聞的現象。

陌生的心靈

部分研究人員認為，移植的器官的確可能保有器官供體的某些特征和經歷，甚至會通過一種叫" 細胞記憶 "（cellular memory）的方式將它們傳給器官的受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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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倫多全科醫院阿杰梅拉心臟移植中心（Toronto General Hospital's Ajmera Heart Transplant Centre）的醫學主任邁克爾 · 麥克唐納（Michael McDonald）說，" 細胞記憶 " 一詞通常指機體產生對疾病的免疫力的方式：" 細胞記憶作為我們適應性免疫反應的一部分，使我們不受疾病、感染、癌癥和各種異物的損害。"

美國夏威夷大學的神經心理學家保羅 · 皮爾索爾（Paul Pearsall）就曾記錄了十位有類似經歷的心臟或心肺移植患者，他們的飲食偏好、藝術喜好、性取向、職業選擇等方面在器官移植后發生了明顯變化，變得更像移植器官的提供者。

大多數移植后經歷 " 細胞記憶 " 的患者案例都是由相關研究人員在醫院的幫助下記錄下來的，但由于醫院會盡可能避免器官接受者與器官提供者的家屬接觸，這些報道中通常也不會提及相關患者姓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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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極少數有姓名的病例中，美國的職業舞者克萊爾 · 西爾維婭（Claire Sylvia）是一個經典案例。47 歲那年，她接受了一名 18 歲男孩的心臟。術后不久，她發現自己喜歡上了啤酒、雞塊和青椒，并反復在夢中夢見一個名為蒂姆 · L（Tim L.）的神秘男子。通過在當地報紙上搜索訃告，西爾維婭確認了自己的器官捐獻者名為蒂姆并拜訪了他的家人，而他家人對蒂姆的描述也與這些特征完全相符。

1997 年，西爾維婭將這段經歷寫成了回憶錄——《變心》（A Change of Heart）。后來，這個故事又被改編成了電影——《陌生的心靈》（Heart of a Stranger）。

奇跡還是巧合？

傳統的神經科學認為，記憶存儲于大腦而非心臟中。2019 年，美國科羅拉多大學醫學院（University of Colorado School of Medicine）的米切爾 · 李斯特（Mitchell Liester）提出了一個猜想，即器官提供者的記憶可能以表觀遺傳學、DNA、RNA、蛋白質、心內神經和能量等方式存儲于移植的器官中，在移植手術后被器官接受者 " 記住 "，從而改變其人格特征。也有學者認為，移植心臟中的記憶物質可能通過細胞外泌體轉運到器官接受者的大腦中。不過，這些猜想并無確鑿證據，且飽受爭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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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民保健署（National Health Service，NHS）移植服務部門前主任約翰 · 沃爾沃克（John Wallwork）就認為，器官移植不可能改變人的性格、記憶或感覺。許多實驗也證實了這樣的觀點。

1992 年，一項研究訪問了奧地利維也納 47 名經歷心臟移植 2 年以上的患者，其中 79% 的患者表示他們術后性格并未發生任何變化；15% 的患者稱，自己的性格確實發生了變化，但不是因為器官移植，而是因為自己經歷了危及生命的事件；僅 6%（即 3 名）的患者報告稱，由于移植了新心臟，他們的性格發生了明顯變化。

美國密歇根大學的移植外科醫生杰夫 · 潘奇（Jeff Punch）對這種所謂的 " 細胞記憶 " 給出了幾種可能解釋。也許是器官移植后患者使用的藥物使他們感覺與從前不同。比如某些器官接受者發現自己手術后開始愛吃甜食，恰好與捐獻者一樣。但這其實是因為治療過程中使用的免疫抑制劑潑尼松龍會使人感到饑餓，因此器官接受者在用藥后可能會渴望甜食——這樣 " 神奇的性格轉變 " 其實僅僅是藥物的作用。

另一種可能是純屬巧合，比如器官接受者在術后發現自己和捐獻者一樣，變得愛滑旱冰了。這可能是接受者在恢復期通過電視節目引起了對滑旱冰的興趣，而此前因身體原因無法滑旱冰。在器官移植的幾個月后，他們在購物時偶然看見了旱冰鞋并決定試試，而后發現器官捐獻者恰好也是一個喜歡滑旱冰的年輕人。

也有研究表明，心臟移植本身就是一件令人感到壓力的事情，在這個過程中，會放大生存的不穩定感，對患者造成一定影響。

以色列沙瓦塔精神病學中心（Shalvatah Psychiatric Center）一項對 35 名經歷心臟移植的男性的調查表明，即使是心臟移植后數年，這些受訪者也依然感受到高水平的壓力。同時，73% 的受訪者認為心臟移植對他們的生活產生了巨大影響，他們對生命的珍貴有了新的認知，改變了生活中各項事務的優先級，變得更加利他主義和追求精神價值。40% 的受訪者對器官捐贈者的去世感到遺憾，也有一些重返工作崗位的人不得不重新適應周圍人對他們態度的改變。

他們依然相信

盡管主流學界并不認為器官移植會改變人的性格，盡管這 35 名受訪者對心臟的解剖學和生理意義都具有科學的認知，但其中仍有不少人對自己獲得的新心臟抱有幻想：46% 的受訪者對捐贈者的身體機能抱有期待，34% 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有可能通過這顆新心臟獲得某些捐贈者的特點。

美國密歇根大學心理學研究員梅雷迪斯 · 邁耶（Meredith Meyer）和普林斯頓大學哲學教授莎拉 - 簡 · 萊斯利（Sarah-Jane Leslie）的一項研究認為，相信器官移植可以使接受者變得更像器官捐贈者是心理本質主義的一種體現。萊斯利介紹：" 心理本質主義是相信我們內心深處有某種本質，其決定了我們的外在特征和行為，這是一種不依賴于所學科學知識的強大思考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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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有 696 名來自美國和印度的受訪者參與了這項研究。盡管兩國存在著明顯的宗教和文化差異，兩國在器官移植方面也有著截然不同的歷史，但兩國的參與者都給出了大致相似的反應模式。令研究人員感到驚訝的是，兩國受訪者對輸血和器官移植會造成人格變化的信念同樣強烈。" 由于輸血如此普遍且相對簡單，我們曾以為受訪者會認為輸血沒什么影響 "， 邁耶說。

這項研究和此前沙瓦塔精神病學中心的研究均表明，人們會根據對民族、種族或性別等相關的偏見、欲望或恐懼來選擇一個想象中最喜歡或最不喜歡的捐贈者。

" 相同性別、背景和性取向的人會比其他捐贈者更受受訪者青睞。要接受一個在道德上令人反感的（如殺人犯）或生存處境不佳的（如無家可歸者）器官捐贈者，這樣的想法會使受訪者感到很不舒服。" 萊斯利說，" 社會評價對人們評估器官移植有很大影響，他們對和自己更相似的器官捐贈者表現出了強烈偏好。"